www.999102.com,原文标题:晚清重臣曾国藩用人的一般标准和最高原则曾国藩
曾国藩用人不崇尚深奥,而专取平实。他任两江总督后,掌握三省的人事大权,而人事又关系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因此他用较长时间,通过比较和探索,找出一条特有的“曾氏”用人法。最初,他把主持理财的文职官员的标准概括为四项。
咸丰十年的一天,下面报来一份材料,说湘乡人文辅卿表现很好,在筹措资金方面很有创意。曾国藩批示说:用人就是要用没有官气而有条理的人。如果他照这两句话去做,将来即使做了封疆大吏也不可更改。如果有像文辅卿这样的人才,希望你们多推荐几个就更好了。
咸丰十年七月,他给在江西主持理财的李桓和李瀚章写信,谈及四项标准:
国藩于江西绅士熟识无多,闻见亦不甚广。即于湖南绅士,亦不似润帅之博采广询,左右逢源。仍求阁下就近悉心搜罗,或函商意诚(郭昆焘,当时在湖南主持厘金事务),于湖南厘卡最得力之员,借用一二人,将来即可保作江西之官。如尚未在厘局当差者,亦可仿湖北之例,楚材晋用,但当礼罗江西贤绅,兼进并收,不宜过示偏重,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来者,先给薪水,优加礼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务求及时罗致,鄙人亦当帮同采访。
这里提出的四条还仅限于理财人员,后来将它发展到适用于文职官员,并向各处推广。他仍然给二李写信说:
前寄一函,道及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日来以此广告各处,求荐才以辅我不逮,尚无应者。两君物色得人否?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请两君仿此格式,各荐两三人。
这里提到的“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前者取其没有圆滑习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后者取士人的自尊心强,不至于做出出格之事,尤其是廉洁,对每天与钱财打交道的人,更为重要。后来,他还特别提出:
道府大员少用为好,如厘卡用秀才,营务用末弁,也有好处,盖职卑则感激易生,新近则习气尚浅,故号令易行,江西厘卡多用官员,少用寒士,远不如两湖之旺,就是明证。
以下解释这四句话的意思。
第一是有操守。过去有一句话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还有一句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个人为人,特别是做官员,做领导的一条底线,是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至少从三国时期,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也就是“清”、“慎”、“勤”这三个字。所以,曾国藩把文官的第一条标准定位为“有操守”。
操守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含义是“要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气?第二个含义是有节操,有节气,有一种临事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他说,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权势可以压他一级,但他心中不会服你,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做领导要有操守。
第二是没有官气。曾国藩提出: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局限,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所有的讲话都是由秘书写出,讲官话,说官气,这种人一个都不能用。“官气”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首顾尾,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他说,官气就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艰难的事情来了,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但是你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
湘军招募的原则也非常奇特,城里的市井油滑之人一个也不招,招募的都是山里的农夫。原来的绿营兵、八旗兵他也不招,他担心绿营习气或八旗习气侵染到整个队伍,怕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怕湘军得传染病。面试时,一看招来的人是农夫,不善语言,很木讷,甚至还有些呆,曾国藩就会表示满意。而油腔滑调、多言善变的人,曾国藩通常是不要的。他不要官气,常说宁肯乡气重一点,不要官气重一点。乡气重一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一种骨气,说话虽然不能自圆其说,顾头不顾尾,但是很有干劲,这种人他愿意用。
没有官气,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以质朴为尚,不应专取才华。虽说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东西无须深究,但也必须足以驾驭,这样才能为我所用,而不致受牵累。人的才品,虽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探究起来,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单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
咸丰九年六月,曾国藩给郭嵩焘讲了这样一则笑话:
说是过去有一个大盗专以盗富家人的棺木为业,有一天他找来工具,好不容易挖开了棺木。这时,从棺椁中忽然有个人坐了起来,对盗贼说:“我是伯夷呀,你有什么事要讨教吗?”盗贼吓得要死,立即跑得远远的。过了几天,他又换一个山丘开挖,刚打开墓门时,看见以前从棺木中坐起的那个人尾随而至,对盗墓人说:“这是我的弟弟叔齐的冢墓啊!”盗贼也立即跑了。曾国藩随后发挥说:“我们现在将巨饷、香饵放到深冷的水中,正好比向伯夷、叔齐的坟冢索要珠宝、玉匣一样啊!”曾国藩说:“这则笑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伯夷、叔齐本来是清正之人,盗墓贼找错了人;另一种解释是盗墓贼只认金银财宝,对伯夷这样的人才望而生畏。它告诉我们,必须推诚扬善,不能口里到处喊缺人才,见到真正的人才反倒视而不见。”
第三是多条理。曾国藩“相人口诀”当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这样复杂的一头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两句话就够了。一本书也好,古人流转下来的典籍也好,概括起来,可能就是几句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总之,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条理”。
“多条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能力。 咸丰九年十月,他对李榕说:
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修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这里的“守约”,就是有条理。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署理两江总督,这也是他第一次做封疆大吏,兼有兵权和财权、人事权。当月二十八日午刻,曾国藩从官文的咨文中,得悉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本营员弁纷纷前来道喜。午饭后,他当即与李元度等人讨论“时事应如何下手”。随后多日,他不厌其烦地与幕僚等讨论,又与胡林翼等通信,商酌大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调研,特别是在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后,曾国藩总结出当前应着力做的十个方面的事情。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形成了做封疆大吏的主要点,把“治事”分为四类:兵事、饷事、吏事、文事,而把“治之之道”归结为三端:剖析、简要、综核。他具体解释道: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账。总以后胜于前者为进境。此二者,日日究心,早作夜思,其于为督抚之道,思过半矣。
class=’page’>上一页1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