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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灵敏

图片来源:pixabay

  最近几年,国内舆论界一直就是否应该延迟退休的问题争论不休。到了上个月,“延迟退休”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具体表述是“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显示“延迟退休”虽然还不会立即实行,但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了。尽管如此,多项调查都显示,民众压倒性地反对延迟退休。在人民网[微博]的调查中,这个数字是70%。专家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意见分殊。

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在引发各界关注。

  而在国外,何时退休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话题。在英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养老金的入不敷出,使得英国政府一再推迟退休年龄。12月5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对议会发表的《秋季预算报告》中说,可以预期英国人的退休年龄在2040年代将提高至69岁。而眼下,英国人退休年龄通常为65岁,而且已经定于2020年提高至66岁,2028年提高至67岁。这一决定引起了工会组织的抗议,称那简直就是要让人们工作到倒下为止。

在日前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2018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7.95%,到2050年中国会有超过5亿60岁以上的人群。

  而在今年的1月14日,英国才刚刚进行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将之前的几种基本养老金合并成一笔数额统一的政府养老金,每周144英镑。新的养老金制度还规定,只有缴纳国民保险费年限必须达到35年的人才能全额领取养老金,比现行的30年提高了5年。而如果在退休前缴纳国民保险费时间不到10年,就没有资格领政府养老金。

而在3月23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鲁昕亦指出,目前中国的“小朋友”有2.48亿人,“老朋友”比“小朋友”多了1000万人。

  英国的养老金制度历史悠久。在1908-1925年间,英国实行的是免费养老金制度,任何年满70岁、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都可以领取养老金,费用来自议会拨款。由于财政难以负担,1925年后英国开始实行缴费养老制度,将养老的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最初实行的是所有人同一标准缴费,再以同一标准领取。但英国的老龄化太过迅速:早在1929年,65岁人口就占总人口的7%,1950年代则达到了15%,这样一来,工作的人少而领养老金的多,养老体系很快又入不敷出。

著名人口学家何亚福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老年人口比重超过少儿人口比重的现象。”

  1959年后,英国开始将养老金的缴费标准和收入挂钩,收入水平高的人多缴,相应的退休后也多领。1970年代的福利主义浪潮,更是导致英国的养老金支出急剧膨胀。到了1970年代末,养老金已经占了英国社会福利开支的一半。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上台后,大幅削减福利开支,导致很多领取基础养老金的老年人生活贫困。布莱尔上台后提出了“第二代”福利的口号,提高了基础养老金的金额,但这同样导致了财政难以负担的状况。

业内担忧的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而养老保障制度相对滞后,养老财务储备不足,“未富先老”的中国将面临系统性的长寿风险。

  可以看到,英国的养老金制度一直在改革,改革的两大动因是老龄化和福利主义。英国的人均寿命不断增加,早在2008年,英国65岁以上人口就占总人口的16.4%,同期英国65周岁以上的男性和60周岁以上的女性总人数为1158万,而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总人数则为1152万,老年人数量超过了青少年。目前,英国65岁退休者的平均预期寿命在80岁左右,在未来的50年,平均预期寿命将提高到90至100岁,不久的将来,每个工作的英国人就要养活两名退休者。与此同时,福利主义要求政府给退休的民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于是家庭主妇、失业者、移民等都被纳入领取养老金的范围。两相夹击之下,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再加上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进入证券市场的养老基金都亏损了,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由于加税不受欢迎,不断推迟退休年龄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未富先老,长寿风险凸显

  而在美国,除了外交官、警察、消防员等特殊工作,并没有一个法定的强制退休年龄,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大学,都是根据自愿,想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法律禁止年龄歧视,绝对禁止雇主因为年龄的关系而要求员工退休。因此,美国的所谓退休年龄其实是可全额领取社会安全金的法定年龄,目前为67岁。不过社会安全金可以提前到62岁领取,也可以延后到70岁以后才领取,这就看个人如何来选择。美国民众退休后很少依赖子女来养老,几时退休主要看退休后的收入是否对家庭生活品质产生较大的影响。62岁退休的保障水平相当于全额退休金的70%,目前美国大约有45%的人选择了在62周岁提前退休,另外大约25%的人选择了在62周岁到67周岁之间提前退休,两者相加占了退休者的7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7.9%。中国已成为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2010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的收入36.7%来自于联邦政府发放的社会安全金,30.2%来自于继续工作和自谋职业所得,18.6%来自于养老金收入,包括企业的养老金福利和商业养老金计划,11.4%来自于资产性收入,包括利息、分红、房产出租等。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朱耀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届时中国老年人口约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个数据比现在美、英、德三个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

  美国民众退休后的收入呈现多元化,也就是说真正要想退休后不差钱,就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发放的养老金,而是要多管齐下,说到底还是自己要为退休后的经济来源尽早做出完整的规划。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美国人预计要比原定的多工作几年才能退休。美国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今年6月发布的《国家退休风险指数:我们还要再工作多久?》的报告认为,49%的美国家庭在65岁以后可能需要延长继续工作的时间,其中23%的家庭在65岁之后还需要工作1-3年才能准备好退休,17%的美国家庭在65岁之后还需要工作4-6年,9%的美国家庭还需要工作7年或更长的时间。

不仅如此,规模庞大的中国老年人口寿命正在不断延长。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指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

  从以上两个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到,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养老金制度的正常运转,推迟退休成了一种必然。而在中国,推迟退休的建议同样是因为老龄化和养老金缺口两大原因,未富先老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国情,不同机构测算的养老金缺口则从1.7万亿元到18.3万亿元不等。这样看来,延迟退休似乎不可阻挡。

人均寿命延长是好事,但尴尬的是,中国老年人口却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首先有一个双轨制的养老体系,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在延迟退休的背景下,其中的不公平会进一步放大;其次,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婴幼儿的抚育和老年人的看护料理,大部分要靠家庭中的代际互助来完成。如果延迟退休,可能会造成年轻人不敢生孩子、老年人无人照看的情况;第三,中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很多劳动者多年拿着极低的工资,将更多劳动成果奉献给了国家,已经做了很大的牺牲;到今天养老体系难以为继,又要这些人推迟退休,这是一种双重的不公平。

据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等机构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以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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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老龄化程度均在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之上,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中高收入国家水

平之下。

上述报告指出,刚迈入老龄化社会时,日本人均GNI为1820美元,新加坡人均GNI为23410美元,泰国人均GNI为2180美元,中国人均GNI仅为1010美元。

进一步看,日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第25年时,人均GNI已达42110美元;新加坡将目前人均GNI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中国2017年的人均GNI为8690美元。上述报告认为,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是“边富边老”,新加坡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意味着老年人的财务风险将进一步加重,未来中国将面临系统性的长寿风险,个人、企业以及政府都将受到一定影响。

对个人而言,由于人口出生率降低,中国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日益弱化,空巢老人却在逐渐增多。据全国老龄办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乡空巢老年人比例已经超过一半。

而在2018年12月,清华大学发布的《国人养老准备报告》显示,69%的人没有做养老财务准备,受访者最大担心是“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这意味着,多数老年人因为财富积累不足而难以维持退休生活。

对企业而言,寿险公司、年金公司、养老机构等企业也将面临盈利压力。

“因为企业成本会随着养老人数、责任履行的可持续性增加而攀升。”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一位保险经纪人告诉时代财经。“寿险公司的定价依据,是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这份数据表代表的是过去一段时间内被保险人死亡率。问题是,现在中国人口死亡率在逐年降低,而保险公司的这份定价依据又相对滞后,这带来的结果是,寿险产品定价太低,未来保险公司将承担巨大的偿付压力。”

对政府而言,何亚福认为,长寿风险将导致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增大。

中国社科院在2013年发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风险评估”报告中预测,如果继续执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到2023年,全国范围内职工养老保险即出现资金缺口,到2029年,累积结余将消耗殆尽。

而近年来,政府财政对职工养老保险的补贴正在快速攀升。人社部数据显示,政府财政投向职工养老保险的资金,从2014年的3548亿元,猛增到2017年的8004亿元。

“长寿风险不是中国特有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长寿风险,但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快得多,所以中国的长寿风险特别严重。”何亚福告诉时代财经。

延迟退休成必然趋势

对长寿风险的担忧,凸显出中国养老保障服务滞后的现实。

目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帐结合”的管理模式,统筹帐户由政府部门收支,个人帐户则归退休者个人所有。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由政府统筹帐户按照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以及缴费年限等为基数,一直发放至参保者死亡,而个人帐户养老金标准为个人帐户储蓄额除以计发月数。

中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满60岁,女性工人满50岁,女性干部满55岁。而根据200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个人账户的计发月数根据退休年龄划分等级,其中50岁退休,个人帐户养老金的计发月数为195,60岁退休的计发月数为139,70岁为56。

若以60岁退休的法定年龄测算,个人帐户可供退休者领取11.6年,也就是说,可以领取到71.6岁。不过,目前中国人均寿命已超过76.5岁,人均寿命已超过了个人帐户的计发月数。

这也意味着,如果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保持不变,参保者退休后个人帐户养老金领取完毕之后的几年里,只能靠基础养老金,这势必造成老年人生活水平下降;而政府若要保障退休人员生活,则需要投入更多资金。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女性人口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且女性退休年龄比男性小5到10岁,因此,业内普遍认为,女性职工退休后更容易出现长寿风险。

为应对“未富先老”趋势下的长寿风险,业内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指出,现行15年的法定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过低,为适应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需要以及保障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建议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至20年或25年,并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实现动态调整。董克用还指出,适时延迟退休年龄是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的重要措施。

无独有偶,今年两会期间已有多位代表委员提出延迟退休建议,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呼呼,应尽早适时推出延迟退休的国家方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俞光耀建议,国企女干部将退休年龄应延迟至60岁。

“不论人们是否喜欢,延迟退休一定会是国内的必然趋势。”何亚福告诉时代财经,延迟退休年龄、延长养老金缴费年限,都有利于减少长寿风险带来的冲击。

此外,多位专家撰文指出,为减少个人和企业的长寿风险,政策应优化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鼓励企业开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鼓励保险公司开展更多养老保险,并对其机遇政策优惠。

而为了转移企业面临的长寿风险,业内普遍建议长寿证券化,即在资本市场上发售与死亡率相关联的金融产品或衍生品,从而将风险转嫁给投资者。

不过,何亚福强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二是出生率过低。在老年人口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要缓解长寿风险带来的冲击,还需要适当提高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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