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烟台市博物馆
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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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汉代玉带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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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漆器

  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岛区博物馆,对土山屯墓群部分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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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员在清理出土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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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屯汉墓群航拍图

  发掘之初便突出课题意识并以此指导考古全程。积极探索鲁东南沿海汉代封土墓的构制、内涵及其与江浙一带的经济文化交流等。在考古发掘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周边遗址的调查工作——探寻墓群主人生前的生活区,发现了同时期的城址、窑炉等相关遗迹。

  来源:青岛早报

 

  原标题:2000年前古海上丝路

  发掘严格执行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根据实际需求划分发掘区,确认封土及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后,再对封土、祭台和墓葬等逐一清理。注重各种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使用多种技术手段对整个发掘区和遗迹进行航拍测绘,对所有墓葬的不同发掘层面进行三维建模并初步实现了田野考古绘图电子化,对重要遗迹全程多机位录像,利用红外扫描仪对出土木牍等文献资料第一时间进行红外扫描以提取宝贵的文字信息,多次邀请相关专家现场指导有机质文物提取和保护工作。注重搭建多学科合作研究平台。与多家单位合作,对出土木材年轮的氧同位素进行检测以研究气候变迁,对出土漆器进行成分检测和研究制作工艺,开展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和动物考古的检测和研究工作,开展人体骨骼牙齿中锶同位素检测和研究工作,对出土漆器和纺织品进行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黄岛区土山屯汉墓发掘取得重大战果 出土1000多件珍贵文物

 

  一段深埋地下2000年的历史真相,随着一座座大墓的发掘重见天日;一个汉代堂邑县令的神秘身份,随着罕见木牍和印章的出土,被慢慢揭开神秘面纱……从去年开始,为了配合建设施工,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岛区博物馆,对黄岛区内土山屯汉代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给考古人不断带来惊喜。尤其是今年3月开始至今,发掘70多座墓葬,共出土1000多件珍贵文物,像公文木牍等文物还是首次发现。还有发掘的数座琅琊墩式封土大墓更为罕见,其墓葬形制和葬制、葬俗特殊的战国晚期至汉代古墓葬,对研究墩式封土大墓的演变发展和传播路径等具有重要价值,为研究南北文化交流和青岛古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资料。

  主要发现和收获

  汉墓群出土上千件文物

 

  黄岛区依山面海,曾以琅琊郡、琅琊港、琅琊台而闻名于世,是“琅琊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和传承地。土山屯墓群,是黄岛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开始,为了配合项目施工,这处深埋于地下2000年之久的汉代墓葬,终于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重见天日。

  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78座,其中东周时期墓葬25
座,汉代墓葬125座,清代墓葬28座。最为重要的是汉代时期的墓葬,形制特殊,出土遗物丰富且保存较好。

  解密一座满覆封土的古墓,一种迫切探寻神秘背后的意愿,让所有考古队员兴奋不已。为了弄清一段历史真相,考古人员对这里的每一座墓葬,都非常认真细致,哪怕每块古碎砖瓦片,都不会放过对历史真相的“考问”。考古发掘期间,早报记者曾先后多次来到考古现场进行探访,感受这次考古发掘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为青岛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涵。诸多新发现的“历史印迹”,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成为青岛又一张文化名片。在发掘现场,大大小小的墓葬分布在一座小丘陵之上,面朝大海,环境非常优越,可见古人选择墓地十分讲究。

 

  “去年以来,先后两次共发掘古代墓葬170多座,其中汉代墓葬就有140多座。”土山屯墓群考古队执行领队彭峪介绍,土山屯墓群的墓葬形制主要为“墩式封土墓”,汉代时期这种墓葬类型主要流行于鲁东南沿海及江浙地区,主要随葬器物原始青瓷器也与江浙地区类似,这与山东其他地区的墓葬出土文物并不相同。经过半年多不断发掘,已出土珍贵文物近千件。其中包括形制多样的铜镜、毛笔写就的玉章、保存完好的毛笔、便服纱帽,还有铺在棺底、镶有金丝纹饰、有着类似金缕玉衣功能的“玉席”,以及大量原始的青瓷器、玉器和漆器碎片。

  发现汉代时期封土15处,封土之下一般为两座墓(封1下为四座墓)。墓葬之间有早晚关系,较晚墓葬打破较早的墓葬封土,再在墓葬上堆积新的封土,新的封土叠压在较早墓葬的封土之上,从而整体形成一个更大的封土。部分墓圹外围发现有沟状遗迹,可能为排水沟或界沟。
 

  印章揭开汉代县令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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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4遗迹分布情况-墓葬、祭台、沟状遗迹

  今年盛夏,参与土山屯汉墓群考古发掘的10多名队员,时常因考古中的重要发现忘记了酷暑。其中最让考古人员兴奋难忘的,是一座堂邑令贵族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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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墓葬发掘,虽然有文物确定了大约的时代,但很难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这次却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些罕见的文物,让所有考古人员惊叹不已。带有铭文的器物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世。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玉海介绍,随着对这座墓葬的深入考古发掘,一个生活在2000年前的贵族子弟慢慢“复活”。而揭开此人身世的,正是墓葬内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多份公文,三枚印章,还有签有名字的备用木制
“名片”(即后来的“名帖”),这些文物准确透露出了墓主人的身份。

封5前的祭台(上)、封10前祭台中央的陶罐(下)

  根据出土文物发现,这名贵族子弟的年龄40多岁,可能出生于现在的黄岛区祝家庄,曾在南京辖区“堂邑”当县令,因常年患有背疾,病世后归葬故里,并以江浙一带的特殊葬俗下葬。考古专家初步考证,墓主人应当身处公元前后的西汉晚期,此处墓群应为两汉时期的一处刘姓贵族墓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城”,应位于墓地以北4公里处的祝家庄遗址,该遗址可能为西汉中晚期的一处侯国所在地。而这个县令随身入葬的大量器物,让考古人员非常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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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999102.com 8出土的青瓷。

M147棺椁结构及棺外侧的“棺束”

www.999102.com 9县令墓中保存完好的简牍等文物。

 

  简牍文献记录县令政绩

  共在7处封土的南侧发现有砖构平台,均位于封土南侧的缓坡之上,略呈方形,边长2-2.5米,其中封10砖构平台中央放置有一灰陶罐。初步推测其应为“祭台”性质的遗迹,其作用应是在墓前“露祭”时摆放酒食。部分封土发现存在早晚关系的两处砖构平台,分别对应早晚两期封土。

  “这些出土的文物,都让我们很震惊。因为新发现的文物十分罕见,多数在山东省甚至江北地区都没有发现过。
”考古执行领队彭峪介绍,堂邑令墓葬内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中的公文简牍文献,囊括了西汉末年“堂邑”县的户籍人口、钱粮税收、兵器库盘点和司法审判等行政公文。文献中记录着几个案例,其中一片简牍里有个故事,大致讲的是汉代一个叫戴福的亭长,在追击几个海贼的过程中,被海贼杀害。随后这个故事被写在了简牍上,并随县令入葬保留至今,这才有幸让后人知道了这位亭长的英雄事迹。

 

  通过这些文献可以推测,身为堂邑令,公文简牍是他呈递给上级部门的一份官员政绩考核材料。有趣的是,这名县令肯定没想到,时隔2000年后,他记录下的这个亭长的故事会成为一段英雄佳话。

  汉代墓葬形制主要为岩坑竖穴砖木混椁墓,其中一些墓葬规模较大,并穴于封土之下,部分带有墓道,呈“甲”字形。棺椁结构多样,分别有三椁重棺、双椁重棺、双椁单棺、单椁双棺和单椁单棺等;一般兼具砖椁和木椁,部分保存较好的墓葬,在椁顶之上发现有横铺的圆木或半圆木,似为象征屋顶房梁;椁室内除放置棺外,一般分边箱或头箱。M177葬制殊为复杂,椁室有“人”字形木椁顶和堂寝结构。有的椁外填有大量的陶瓦片堆积,多为破碎的建筑材料,与“积贝、积沙、积石”墓形制类似,可称之为“积陶墓”。棺多为长方形盒状,少量棺为独木凿空制作,其中M147和M157馆外有麻布棺束髹漆的现象。部分墓葬人骨保存完整,出土大量头发、胡须和指甲标本。根据出土的关于墓主身份的文字材料(印章和遣册),可称这批墓葬为“刘氏家族”墓地。

  彭峪介绍,同样更加直观表明墓主人身份履历的,还有三枚悬挂在其腰间的印章。其中一枚为他的私印,另外两枚则为玉章,这两枚玉章实为冥器,并非刀刻,而是用毛笔书写。从“堂邑令印”和“萧令之印”的印文分析,专家初步判断,墓主人曾经分别任职于今天的安徽和江苏两地。除此之外,还有数件文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十分意外。比如铺置于棺底的
“玉席”,这件物品其实并非玉制,只是对照遣册
(也就是随葬品清单)中的名称,为之命名。专家初步认为,它应为铅钡玻璃所制,其上贴有金箔,并雕有纹饰,为古代的一种特殊工艺,为山东省内首次发现,此前仅在江淮一带才有出土、被证明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一种古代葬器。与
“玉席”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叫“温明”的器物,同样是北方的首次出土发现。有解释认为,这件特别的丧葬礼器,可以温暖逝者的魂魄,与神明沟通。

 

  吴越及楚文化特征明显

  出土文物计1000余件(套),主要有陶器、原始青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玉器和丝织品等。原始青瓷器主要有壶、瓿等;铜器主要有盆、熏炉、带钩、印章、铜镜、铜环等,其中铜镜出土数量大,种类多,保存好;铁器主要有削刀、佩刀和玉具剑等;漆木器发现较多且保存较好,主要有嵌金漆七子奁、盒、案、盘、樽、耳杯和木剑、木枕、木带钩、木杖、温明、双管毛笔、木牍和竹简等;玉器主要有玉印、带钩、环、剑璏、佩和玉琀蝉等;丝织品虽有残朽,仍然提取了纱帽、系带、鞋袜等。
 

  “就目前资料看,从西汉中期开始,这一地区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等出现了明显的吴越及楚文化特征。”林玉海介绍,在考古发掘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越人产品——原始青瓷。种类、形态、釉色、胎质等与江浙一带发现的同类器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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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上1:鎏金铜盆(M6);上2:凤鸟席镇(M7);上3左:四乳神兽铭文镜(M125);上3右:七乳宴乐铭文镜(M170)

  据现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原始瓷器的主要产地为江浙一带的江南地区,其烧制历史及使用情况均居全国之首,目前江浙一带已发现诸多原始瓷器烧造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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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在考察青岛地区汉代以前的墓葬及遗址时,尚未发现有原始瓷器,而到汉代时候则出现大量随葬于墓葬的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葬俗。青岛地区目前也未发现有原始瓷器烧造的窑址。考虑到黄岛区南接吴越,海陆交通便捷的地缘关系,据推测,这些物品包括葬俗,都很有可能是从江浙地区输入进来的。

琥珀器、琉璃器、玉器——1:琥珀串饰(11M6);2:玉剑璏(M147);3:琉璃瑞兽(M70);4:谷纹玉环
(M147);5:琉璃口琀(M147);6:玉带钩(M147);7:韘形佩(11M6)

  目前,在与鲁东南相邻的鲁北地区少见原始瓷器出土,而胶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汉代原始瓷器一是数量明显少,二是时代普遍偏晚,大多为东汉时期。如1993年发掘整理的栖霞市观里东汉墓发现一件原始瓷器,2002年在海阳开发区汉墓中也出土了几件原始瓷。从其形制、纹饰、胎骨和釉色看,也应是江浙一带产品。从历史记载上看,这或与汉武帝内徙东瓯越人,以及灭闽越并迁徙到江淮一带,两次北迁越人后裔历史事件有关,也正是越人北迁直接导致了吴越文化的北移。此外,土山屯封土墓的封填青膏泥习俗、木质棺椁结构形式、出土的众多漆木器以及器表纹饰等特点,都显示出楚文化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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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墩式封土墓流行于江浙

墨书印面玉印(M147)

  除了保存完好的公文简牍、遣册以及大量漆木器、铜器、铜镜、原始青瓷器、陶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大批墓葬形制和葬制的发掘,对研究墩式封土大墓的演变发展和传播路径也具有重要价值。林玉海坦言,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土墩墓”这种葬制,是从江苏、浙江往北、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山东半岛应该是重要的传播路径,这次的考古发现,正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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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土山屯墓群最高处放眼望去,这里的封土大墓仍然十分显赫,一座座封土下,古人在这里已经安息了2000年。因为这些古墓群坐落在琅琊古国境内,所以在林玉海眼里,这种封土大墓就是“琅琊墩式封土墓”。

玉温明结构及内部虎头枕(M147)

  目前考古发现,这种同一封土下发现数座乃至数十座墓葬的埋葬方式,在这一地区的西汉墓葬中尤其明显,其封土之间无明显打破关系,说明各墓地均经过了一定的规划和管理,同一座大封土下可能为同一家族的墓地。这与鲁中南、鲁中、鲁北等地差异较大,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代表着鲁东南沿海一带此一时期的葬制葬俗,对于探讨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墓葬的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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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东汉以后,鲁东南沿海地区墓葬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逐渐消失,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均与山东其他地区汉墓渐趋一致,从而汇入了统一的汉文化中。目前,对这种类型墓葬的定名,尚未有定论。

漆器——上1:漆案、漆盘、漆尊(M178);上2:嵌金七子奁(11M6);上3:漆盒(M177)

  四国文化汇聚古琅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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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山屯汉墓考古发掘,在外人看来,只是简单的几座封土墓,但在林玉海等考古人眼里,却有着非凡的历史文化意义。细细研究,就会发现古时的青岛海滨,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有多国文化在这里撞击,并形成了厚重的融合新文化。

玉席正射影像及局部细节

  自2005年开始,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黄岛区境内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封土墓的考古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发现这类汉代封土墓大量存在于黄岛区乃至整个鲁东南地区。已经发掘的同类封土墓还有:黄岛区丁家皂户、纪家店子、沂南县宋家哨、董家岭等墓地。这一地区应包括今天胶州市的南部和西南部、黄岛区、日照和临沂的东部沿海或近海地区,即鲁东南沿海地区,大致为秦汉时期琅琊郡所属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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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理位置上看,鲁东南沿海地区,春秋时期属于齐国,其后齐吴争胜,两国长期进行拉锯战争。勾践灭吴后,越国势力又替代吴国在该地区与齐国竞争。据《欲绝书》等记载,越王勾践甚至迁都琅琊,以示争霸中原之决心。而正是为了应对越国的攻势,齐国开始在其边境修筑长城,这段历史在新出《清华简》中有详细记载。通过考古调查可以发现,齐国修筑的长城恰好构成了一条文化上的边界。至战国晚期,楚国势力向东扩展并袭灭越国,将苏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纳入其版图内,并将势力深入到山东东南一带。

木牍——左1: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M147);左2:堂邑令刘君衣物名(M147);左3:左曹中郎刘仲子衣物疏(M157);左4:名刺(M147);左五:空白木牍(M125)

www.999102.com,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青岛西海岸这一地区,集结了齐、吴、越、楚四国政治势力。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了琅琊郡,西汉以来,黄岛区又长期属于琅琊郡,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拉锯及其地理上的连带,使得在同一行政区划内,一些文化面貌及习俗得到了较好的深度融合。
(记者 康晓欢 图片由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提供)

 

 

  其中玉印、玉席、玉温明、玉枕和木牍(竹简)尤为重要。玉印出土M147,立方体形,侧面有对穿小孔。墨书印面,分别为“萧令之印”和“堂邑令印”,应为明器。玉席位于M147墓主人身下,保存完好,为琉璃片(铅钡玻璃)连缀的席状葬具,以方形为主,少量圆形和菱形。片上铸有柿蒂纹、龙纹和虎纹,纹饰部分贴有金箔,另有部分素面琉璃片,四角均有小孔,用以连缀。玉席与棺内底同宽,略短于棺内底。其底部铺有一层毛毡类织物,疑为承托玉席之物。温明发现于M147棺内北侧,罩于墓主人头部之上,盒状,盝顶中央嵌琉璃璧,璧中央置包金箔木雕小龟;盝顶斜坡四角附有四只木雕包金银箔螭虎;盒身内外侧均镶嵌有琉璃饰片,北、东、西三面侧板内侧均镶嵌有一面素面铜镜,盒身内放置包金虎头木枕一件,另附有木雕包金的伏羲女娲和侍女等木偶。这类器物,以前有少量发现,多位先生对其定名曾有过讨论。因本次发掘同出的遣册上有自名,故可确知此器物即为“温明”。这是目前发现的形制最繁复、工艺最复杂、保存最完整的汉代温明实物。

 

  共发现23枚木牍,其中9枚为遣册,6枚为上计文书木牍,另有2枚名刺和数枚空白牍。M147出土的遣册“堂邑令刘君衣物名”,其上有关“玉温明”、“玉席”和“堂邑戶口薄”等记载,尤为重要。“上计”文书牍中,《堂邑元寿二年要具薄》、《诸曹要员集簿》、《堂邑盗贼命簿》和《囚簿》等记载了堂邑县元寿二年的吏员数量、城池大小、户籍人口、犯罪人数、库兵数量、提封数量、疾病、垦田、钱粮市税、传马数量、赈济贫民、所捕盗贼及定罪情况。另有《元寿二年十一月见钱及逋簿》、《君视事以来捕得他县盗贼小盗伤人簿》、《牧君移书要》、《堂邑元寿二年库兵要完坚簿》等木牍。除此之外,M164棺中发现有一些竹简,虽残朽较为严重,仍发现其上有墨书字迹。

 

  学术突破及其重要意义

 

  1、土山屯汉代墓葬,大多保存相对完好。其封土下两座墓葬的结构,异于本地区发掘的胶州赵家庄汉墓和日照海曲汉墓等,为鲁东南沿海这类封土墓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积陶墓”的发现,或是一种新的葬制。砖椁加木椁的椁室结构、“人”字形椁顶、独木棺等现象,应与战国至汉代这一区域和吴越文化区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关。

 

  2、墓群所在的区域,为秦汉时期琅琊郡地域。本次不仅发掘了一批“刘氏家族”墓葬,还在墓地北4公里处发现了同时期城址,该遗址年代跨越龙山、岳石、东周、秦汉直至隋唐,调查发现大量汉“千秋万岁”瓦当、大型柱础石、双陶水管等重要迹象,这为进一步探寻盛极一时的琅琊郡地望等历史之谜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3、封土前砖构“祭台”,是国内汉代考古中首次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填补了汉代墓祭制度研究中有关实物资料缺乏的空白。

 

  4、大量原始青瓷器、扬州风格漆器和温明、玉席等葬具的发现,为研究汉代时期鲁东南沿海与江浙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等都提供了新的物证。竹木漆器、纺织品等有机质文物的发现,在北方地区尤为罕见,将极大丰富我国北方地区汉代经济文化的研究。

 

  5、出土的遣册等弥足珍贵,为汉代名物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是温明和玉席,均是第一次发现自名,为这类文物定名的讨论提供了考古依据,是为定论。玉席的完整呈现,对校正以往一些汉代墓葬出土“玉片”的性质(通常认为是“玉衣片”),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明器墨书玉印的提取,国内罕见,为以往汉代墓葬出土的空白印面印章的研究等提供了明确佐证。

 

  6、上计文书木牍是墓葬内发掘出土的第一批完整的汉代县级上计文书牍。这批木牍保存完整、内容详尽、文字清晰、书法工整,与尹湾汉墓、天长纪庄汉墓和松柏汉墓出土的上计文书牍,共同构建了汉代时期郡、县、乡三级行政机构上计制度的实物资料体系,补文献之不足,对汉代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和书法史研究等具均有重大意义。

 

  土山屯墓群墓葬布局、封土、祭台、棺椁形制、出土文物等均保存较好,构成完整的有机整体,在汉代中低级贵族墓葬发掘资料中非常罕见。其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特色,对于鲁东南沿海地区葬俗研究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等都具有指标性意义;出土文献等珍贵文物,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地域文化以及物质文化交流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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