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同盟会的建立,使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两年后,它的上层就出现了分裂,且愈演愈烈。其原因除了人们已知的阶级根源、地域观念、宗派思想之外,还有学术界尚未注意到的孙中山治党方面的失误。本文对1907年至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的党务活动试作初步探讨,以揭示其得失。

设在日本的东京本部是同盟会的中央机关。它作为指导革命的中枢,在初创的一两年里,于扩展组织、制定方略、宣传政治纲领诸方面发挥了比较出色的作用,尤其在组织革命党人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显示了特殊价值。但是从1907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中山因《民报》经费的纠纷,很少再过问本部的事务,加上缺乏经费,本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

各省分会的情况与本部相差无几。在东京留学生中虽然有各省分会之名,然缺乏经常的活动,分会长的任务只是“专司本省留学界之入会主盟事务”(《革命文献》第2辑,第10页。)。胡汉民1906年所写《星洲同志分帮原因及办法》描写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实际情况说:“会员已满数百人,不能开会员大会”,因而“有如下之弊端:甲、会员不相聚集,往往虽属同志,亦不相识,且不知为何人。乙、分会有事欲告会员,无从通消息。丙、会员情谊不亲”(《革命文献》第2辑,第105页。)。至于内地,同盟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更为涣散。1910年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会员,号称达到全军人数的1/3,但临到发动起义时,军队内部完全是一盘散沙,根本弄不清谁是会员,也看不到同盟会组织有什么活动。

同盟会的涣散状况,曾引起上层人物的忧虑和不安。宋教仁曾预言同盟会将来“不能有所为”(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718页。)。谭人凤、陈其美等人认为,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中国司盟会中部总会宣言》,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因此,他们多次建议改良会务,并且对后来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从领导体制到起义策略都作了不同于东京本部的改革。黄兴在同盟会中主要负责武装斗争,他根据亲身体会,提出了革命党要建立铁的纪律的主张。1911年他在致中部同盟会五个执行部长的信中写道:“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制度,所以有廿七忽而解散,廿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时,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即军政府成立时,亦当如是”(《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1956年台湾版,第88—95页。)。他这番感慨是针对同盟会中部总会参议制组织原则而发,但其侧重点则在于强调类似统筹部那样的武装起义指挥机关要“以军律行之”,而同盟会中部总会在组织上所实行的参议制,则是在常设的党的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以克服个别领导负责制带来的弊端,达到集中群众智慧与活力以振兴党务的目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对于克服同盟会的组织涣散,无疑有其重要意义,可惜只能在革命党局部组织中实施,无法达到根本扭转整个同盟会局面的目的。

对于同盟会的状况,孙中山也是不满意的。1908年他到南洋检查党务并筹措军饷,沿途指出:“吉隆坡虽亦有热心之人,而团体散漫,应谋其改良扩充,以求其进步”;“庇能同志亦甚热心,惟运动联络之人不及芙蓉、壩罗”,需“另派定主持各人为推广团体事”(《孙中山年谱》,第96页。)。在孙中山这次视察前后,革命党人起草了《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上呈孙中山。其中第十三条为:“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孙中山批道:“此条请即施之实事。”在分会总章的最后,他又特加批示:“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强调只有如此,才能起到“犹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指挥灵活的效应(《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93—394页。)。两年之后,孙中山在致邓泽如函中又叮嘱“最要者为十三款,务望切实举行”(《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7—488页。)。孙中山整顿同盟会的努力,在南洋部分地区收到了定的成效。虽然它并未彻底解决组织涣散的问题,但分会章程的实施,毕竟使同盟会长期存在的痼疾有所好转,工作效率有所提高,从而为南洋这块武装斗争之主要后方基地的巩固和扩大提供了条件。

与指导整顿同盟会的同时,孙中山在创建和发展地方组织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他就派人赴香港建立起国内第一个同盟会分会;接着又亲赴越南、新加坡,建立起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等同盟会分会。从1907年开始,他在周游南洋、美洲、檀香山等地筹集起义经费的同时,又先后建立了曼谷、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火奴鲁鲁、茂宜、希炉等同盟会分会。为了加强对分散的革命组织的统一领导,1908年秋,他指示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胡汉民为支部长。1910年春,他在旧金山亲自指导成立了“美洲三藩市中国同盟会总会”,以实施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协调和领导。他还建议,将旧金山《美洲少年》周刊改组为美洲同盟总会机关报,后经筹备,改名《少年中国晨报》,于当年八月正式出版(《孙中山年谱》,第167页。)。

同盟会各级组织建立之后,如何使它迅速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并有效地开展工作,关系着革命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是从发展会员扩充实力着手解决的。1906年孙中山、黄兴等人主持修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凡会员皆有实行本会宗旨,扩充实力,介绍同志之责任”(《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4页。)。1908年孙中山手批的《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又具体规定,“凡会员能介绍和主盟新同志十人者记功一次,百人者记大功一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93页。)。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加上各分会常务干部的生活来源无法解决,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并不景气。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910年重新拟定了分会总章,其中进行了两点重要改革:第一,“以后免收入会费而多举主盟人,以广招徕”;第二,“重要办事之员,议给一定薪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7页。)。这两点对于巩固和扩大革命组织,特别是同盟会坚持长期斗争,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当年十月孙中山复邓泽如函即说:“自改订新章,大小比叻已大收成效,单刺乞一埠,愿加盟者甚众,现已收二百人,闻不日可收至千人云”(《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7—488页。)。檀香山“人心也极为踊跃”“以一晚过百人入会,亦为他处向来所未有”(《孙中山年谱》,第107—108页。)。会众的大量增加,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给革命党人开展反清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为筹集武装起义的军饷打下了群众基础。

总之,从1907年到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在同盟会的组织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导创立了遍布东南亚、南洋和北美洲的同盟会分支组织,发展了众多的会员,建立了便于统筹区域工作的支部或总会,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使同盟会的涣散弊端至少在局部范围内有所克服。这些努力,无疑有利于推动辛亥革命的发展和高涨。

尽管孙中山为同盟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然而勿庸讳言,作为同盟会最高领袖他未能有效地统筹全局,也没有处理好会内的矛盾,特别是他本人与东京本部的关系。因此,他这一时期的会务活动,又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第一,对同盟会会务的指导范围,仅局限于海外,主要是南洋、美洲、檀香山等地,忽视了东京本部和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国内革命组织的建设。遍查孙中山年谱、全集和其它有关资料,不难发现,从1907年开始,直到武昌起义之前,他对东京本部和国内各省分会的事务是很少过问的(不含西南边境的军事活动)。这固然有清政府通缉革命领袖和勾结日本政府不许他在彼国停留有关,但是,当机会来临,甚至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与之商讨改良会务的时候,他却缺乏必要的热情。1910年6月10日,他来到日本,谭人凤前往拜访并要求改良会务,他答应日后召集分会长会议讨论。可是直到24日离开日本,他居然对这项重要问题没有做任何的答复和处置。无怪乎有的革命党人不无偏颇地埋怨这位同盟会总理“总于何有?理于何有?”(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第二,吸收会员、扩展组织只服从于筹款的目的。孙中山一直认为要进行革命,必须由“海外同志出钱,国内同志拼命”。因此,这一时期他在海外发展和整顿会务的活动,是与筹措军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在1910年至1911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911年10月,他致函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明确指示“速行推广团体”,以动员更多的人捐款(《孙中山年谱》,第110页。)。为了打开在美洲筹款的局面,他在旧金山先后向美洲同盟总会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取消一切顾虑,放手发展组织。他指出:发展会员要一反以前那种“杜渐防微的态度”,而应该“大刀阔斧、明目张胆”,“不怕汉奸混入,只怕同志不来,而且要公开称中国同盟会”。“这样人多加入,革命势力自然增加,有起事来急于筹款也就容易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8—439页。)。其二,建议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1911年6月,他在旧金山向同盟会总会会长李是男、致公总堂首领黄三德等建议两组织消除门户实行联合,后经双方协商,美洲各埠两组织果然实现了联合,同盟会员全部加入了洪门(《孙中山年谱》,第119页。)。孙中山的这两项措施,使得革命党人在美洲筹措军饷的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明显的:1.在革命高潮时期,无原则地降低入会标准,正好给那些“趋势者”和投机政客敞开了混入革命营垒的大门,使本来就不怎么纯正的革命组织变得成份更加复杂;2.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实行组织合并,对于实际上大多数仅属“同情革命”的同盟会员来说,容易淡化进步性,甚至完全被会党所同化。同时,革命党收卷自己的旗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独立性、自主性,不利于坚持长期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入会标准的降低,并不限于南洋和美洲。1911年孙中山致张继函称:“欧洲学界,兄宜出头收罗入盟,不必计其精粗美恶,久之必能同化为精美也。此为革命党增长势力之第一法门,若不倡行之,则人人放弃责任,中国前途更无可为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07页。)。在他看来,不管什么人,只要加入同盟会,都会同化为好的革命者。不过这在他的实践中,并没有发现成功的事例,相反倒有失败的沉痛记录。早在1905年,他旅欧时就在留学生中建立了欧洲同盟会,由于发展会员时疏忽大意,致使他还没有离开欧洲,自己所保管的盟据就被新会员偷窃而出首使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11一15页。)。如果说,他在美洲采取的降低入会标准的措施,方可达到多筹款项目的话,而在官派为主的欧洲留学生中采取这种不计“精粗美恶”的办法,则必然使同盟会成份进一步复杂化,促使它的组织更加涣散。

第三,缺乏处理党内矛盾的魄力,甚至义气用事,擅自把同盟会的海外组织更名为“中华革命党”。1907年东京本部曾因《民报》经费问题掀起了一场“倒孙”的轩然大波。嗣后,发起倒孙的骨干分子章太炎、陶成章分别炮制了《伪〈民报〉检举状》与《孙文罪状》等,寄送南洋、美洲各地,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这些不实之词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在西南边境领导武装斗争的黄兴就专程前往东京,决定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公开宣布章氏为“神经症”之人;同时致函孙中山,要他“海量涵之”,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7页。)。为了给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黄兴又与刘揆一等以同盟会的名义发函美洲,指出有人从东京发函攻击孙中山,“用心险恶,殊为可愤,要求美洲同志乘孙中山到美机会,同心协力共谋团体进步”(《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6页。)。此后、南洋、河内的革命党人也列举事实对章、陶的攻击进行了批驳。应该指出,东京本部虽然有部分革命党人在不明真象的情况下参与了这次纠纷,但在后来,特别是黄兴到达东京以后,还是为维护孙中山的威信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可是,这一切并不为孙中山所谅解,他一方面三番五次致函与章太炎嫌隙甚深的吴稚晖,请吴在《新世纪》撰文将章氏之“行为心术详为发覆,以正人心”;另一方面复函革命党人,声称“所云重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自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还说“同盟会及章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认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前后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6页。)。这不仅将章氏等少数人的错误诿罪于同盟会的领导机构,把章氏与同盟会等同起来,要求共同向他检讨,还宣布放弃了同盟会总理职务,承认了他在南洋建立的是与“同盟会不为同物”的新组织。这种新组织果然在该国发出不久就公开出台了。1910年2月,孙中山建立旧金山同盟会分会,改十六字纲领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员”也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半年之后,他抵达槟榔屿,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照改”(《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9页。)。毫无疑问,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是不负责任和违背会章的。它至少产生了两点消极影响。其一加剧了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涣散了同盟会的组织。由于他锐意经营海外分会,置东京本部于不顾,黄兴忙于在西南领导起义事宜,东京本部长时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有威望的领袖统筹会务,使得会内矛盾日渐复杂,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甚至连续出现与同盟会分庭抗礼的团体,从而使本来就十分松散的革命政党,更变得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其二,削弱了孙中山在革命党人中的威信。他的行为不惟在东京本部产生了不良后果,而且引起了国内外分会领导的广泛不满。南洋支部的负责人邓泽如就批评他的此举为“舍重就轻”(《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6—477页。)。长江流域的几个领导骨干几乎不再承认他的领袖地位(虽然不仅仅是因为改组党事),他们遇事仅向黄兴汇报,不再征求他的同意。甚至在武昌起义之后推选组织临时政府的大元帅人选时,革命党人都未有提名孙中山的。一位华侨学者这样说过:“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了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组成了,总统席位也早已归属了孙中山以外的别人”(〔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当时,拥有最雄厚实力的江浙集团和湖北集团左右着选举,这两个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对孙中山怨言最多者,因而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着。不过孙中山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所以后来被推戴为总统亦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附带指出,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这一事实,学术界似未作深入的研究,更没有象对“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那样作出入木三分的评价。这无论是出于偏爱心理或者为尊者讳的旧观念,都是不正常和不应该的。

那么,孙中山何以抛开了亲自缔造的同盟会,把它引向了分裂的歧途?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导源于他的唯心论的历史观。他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无法科学地认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也不能正确地理解领袖和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人们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大类。他认为,世界上的事业,必须“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成功”(孙中山语。转引自刘枫、曹均伟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研究》,第45页。)。他缔造了同盟会,制定了政纲,确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自然是先知先觉者,是革命的发起人。而他之所以发起创建同盟会,则是为了把各地的革命赞成人聚集在一起,在他的统一指挥下去扶植和引导作为“实行者”的人民群众,达到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目的。现在诸多重要的赞成人都要摆脱这位发起人的领导,并加以抨击,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实则是孙中山对此不满的真实反映。正是上述英雄史观的支配,则使得他对党内纠纷的处理,不是理智地通过党内民主讨论的积极方法解决问题,而是很不冷静地采取了甩开东京本部甚至改组同盟会海外分会与之抗衡的极端错误办法。

第二,导源于他治党方法的错误。中国同盟会是个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在组织建制和党内生活诸方面都存有严重的不足。如它没有规定必要的纪律、民主生活和常务会议制度,也没有处罚犯错误会员的条例。同盟会曾一度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然仅仅半年之后,新订的《总章》就取消了司法部,保留下来的评议部由于没有领导重视,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原因除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处于初创阶段,缺乏建党经验外,与孙中山的治党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认为:“党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本来旧国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现代新国家乃重在法。但法从何来?须要我们人去造成他。所以,党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二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至于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9页。)。那么,“感情作用”怎样体现呢?在他看来,首先要注重宣誓。他们“常有人言,中国四万万人就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起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孙中山全集》1986年版,第174页。)。因而,他从组织兴中会到同盟会,以及海外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都特别强调了宣誓的重要性。同盟会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有人说这些誓词同时也是同盟会的纪律。但是,应该看到它作为党纪过分抽象缺乏必要的具体的内容,因而是无法实行的。事实上,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也没有据此处罚过任何一个会员。其次,要求会员对于总理必须有“奉命承教”的美德。会员是革命的赞成人或实行者,而总理则是革命的发起者和掌舵人,故会员只有服从领导的义务,没有顶撞总理的权力。孙中山这一思想到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他曾经明确指出:“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黄警顽编:《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1933年上海出版。)。由于他片面地不适当地夸大了所谓“感情作用”和“人治因素”,妨碍了他正确认识组织纪律和党内民主对一个政党,尤其是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以致忽视了同盟会内部必要的民主生活及制度建设,使得会内出现纠纷时特别是若干骨干分子与自己矛盾激化时,他不是依靠组织的力量、党的纪律及民主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是互相攻诘,甚至分道扬镳。

总之,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错误的思想方法,他在武昌起义之前未有很好的统筹会务。他精心经营的整顿工作,虽然在局部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全局来看,并未有效地改变同盟会的涣散状况,甚至使之进一步加剧。

当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同盟会和革命事业,他仍然与黄兴等革命党人一道,孜孜不倦地为实现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依然是同盟会中最有威望的领袖。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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