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自然资源极其困乏的国家,所有重大战略难题,包括征地、拆迁、房价、交通设施的投入以及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条路径可走,一个答案可解,那就是城市化、城镇化。  进入21世纪后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城市化战略,能否完成,完成的质量高低,能否让更多的老百姓分享到这个好处,主要取决于三件事:  第一是农民工进城问题。目前我国有6.66亿农民,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现有的常住人口中有超过1/4人群属于伪城市人口,他们的学名叫“农民工”,大量农民工早已开始涌进城市,要加快城市化就要把这部分人变成真正的城市人。  第二是能否克服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种种难题。这个不平衡包括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不平衡,城和乡的不平衡,东西部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与资源之间的严重矛盾,这是城市化发展需要面对的第一大考验。  第三是城市群战略是否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更大的突破。这个和武汉的关系更为密切,今天我们能够拥有在世界上和以前大不一样的话语权,跟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在珠三角,浦东开发区等城市群的带动下,更多城市群建设正异军突起。  然而,伴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发展,其本身存在的缺陷也逐渐明显。  中国是一个对城市缺乏了解的民族,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缺乏对近现代城市的经验和认识视角。中国“城市”两个字,一个是“城”,一个是“市”,城和市之间存在严重互相排斥,贵族排斥平民,“城”处于绝对排“市”地位。因此,我们并没有完全扭转对城市的农民眼光,以及用封建遗留的眼光来看待城市。  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工业学大庆,要先生产、后生活,要先治坡,后治窝。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兴起办乡镇企业的高潮,GDP总量一度超过了1/3,人称三分天下有其一,武汉的汉正街也是在那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出了一个离土不离乡的政策,痛失了中小城镇发展的历史契机,痛失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契机。  总结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之后这几年的经验,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了区域政策要收紧拳头,向城市群发展这样一个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目前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明确的城市群战略发展外,一线城市群战略还包括京津冀,成渝配套改革实验区等。近期,中部六省也提出了一大批城市群战略,比如鄱阳湖,安徽的皖江城市带,湖南的长株潭,以及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当然也包括以武汉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而在诸多的城市群战略中,武汉的城市群战略至关重要,因为它贯穿中国城和乡之间的历史关系,决定着中部、西部和东部协调发展,面临着大中小城镇结构调整等诸多难题。  但是武汉最大的问题就是旧体制和旧格局留下的包袱非常沉重,包括国有经济、原有的城市留下的老居民和道路基础设施改造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城市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张,必须要注意两条:  第一,任何新区的开辟至少需要20年的养成期,无论是多么光辉的前景,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二,一开始要有足够的预见性,不能边建边拆。现在在上海东方明珠下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有的楼根本就拆不了,因为当时没有很好的规划,现在的拆迁成本已经太高,这样的教训可以举出很多,因此在预见性上一定要有20www.999102.com,~30年以上的规划空间,要给后人足够的发展余地,千万不要急功近利。

很多媒体在过去两三年来一直不断质疑一件事,就是没有听说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是依靠城市化、房地产这样的大规模建设实现了现代化。这句话说得挺对,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躲过大规模人口向城市集中,住房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大规模完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迄今所面对的许多重大的战略难题,正是和城市化战略中的缺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苏南,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兴起了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乡镇企业雇佣了超过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国民经济总量、出口创汇总额和国家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1/3。但是这样一个良好的势头,被我们一个有缺陷的城市化战略扼杀了。  当时的政策叫“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由此痛失了中小城镇发展的良好契机,痛失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机会。那个时代,中国的市场还处于卖方市场,所以这些乡镇企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这个市场完全扭转为买方市场,乡镇企业几乎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当前,中国面临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但是为什么不能接受过快过猛的人民币升值呢?因为人民币升值一定会伤害一大批外向型中小企业,被排挤出去的首先是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最脆弱的农民工。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可能有二千万人到三千万人被迫返乡,带动的是二千万个到三千万个农村家庭重新返贫,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战略存在的缺陷。过去的十年,由于客观原因,我们不得不把建设的资源、政策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大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包括南京、济南、杭州、青岛等城市,而没有形成一批同样有发展潜力、有竞争力、有就业机会的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所以一遇到国内外经济背景的大变动,农村劳动力只能够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发达地区到贫困山区两极之间摆动,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二三线城市缓解和承接他们的就业,较为被动。  实际上还不止于此。早在十年前,沿海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城市经济发展带动的,而在广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主要是城市发展不足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困境。中部六省,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六个省会城市,除了武汉略大,其他五个省的省会城市规模、基础设施和经济总量发展不充分,起不到区域和中心城市的作用。这样的城市化率显然不能满足现代化重要任务。  当前,城市化已经从最开始的大规模建设住房、福利分房、鼓励单位建设住房、城市开发区建设逐步走到了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江苏省就有苏南城市群以及沿海城市群,也包括南京都市圈。当前,城市群战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如何发展城市群,我认为要进行三个改革。  第一要进行体制改革。南京不是今天才成为长江重要门户的,南京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最受宠的宠儿,比起长三角的任何城市,得到计划经济的乳汁都是最多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实现我们想要的发展呢?最重要的是改革。紧紧把南京城市转型发展立足于政府的力量是不充分的,还要强调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包括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更大程度的开放市场,使南京成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  第二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南京地处两省交界,也承担着与苏北地区相互带动促进的作用。中国已经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发展阶段,城市群战略一定要打破旧体制下行政区划分割导致的低效率和高成本。  第三是到了大刀阔斧地破除城乡壁垒的时候了。真正解决城乡协调发展,让更多老百姓分享城市化、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好处。坦率说,中国农民和中国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经济矛盾,主要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真正矛盾爆发的前沿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城市扩张中的土地征用问题,第二是在城市经商务工的农民工的城市福利资源的均衡化覆盖问题,第三是农产品在城市中的销售价格问题。这三个矛盾都是因为现在依旧存在的城乡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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