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与台湾大学合作的卑南史前文化遗址二期挖掘计划日前结束,尽管探坑挖掘面积不大,却成果丰硕,尤以其中一件器形仍保持完整的几字形玉耳饰最具指针价值。

现在台湾海峡的形成约在距今1万年前的地球冰河期结束的末期,而在大约距今2.5万年的更新世晚期,太平洋西岸的岛弧,自然也包括台湾,绝大多数同亚洲大陆连接在一起,人类至少在1.5万年以前就已经在宝岛生活了。在1994年版《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台湾等所属的东南与东北、甘青、西南等为继“我们的远古祖先”、“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之后,与牛河梁等均屈居第四章“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三国东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被认为是古代文献对于台湾住民的最早的可靠记录。而一般认为较为可信的文字记载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台湾考古就以此为界限划开为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前者又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四个主要阶段。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距今约五六千年,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据研究大坌坑文化可能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长浜文化并存了一段时间,从文化面貌上分析,大坌坑文化也不是从长浜文化发展而来的,其陶器特征说明可能是距今7000年以来在大陆东南沿海形成的、以适应海岸和海洋环境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之一。出现稻作农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体上分为早晚两段:早段距今5000-3500年,主要包括圆山文化、芝山岩文化等;晚段距今约3500-2000年,主要有植物园文化、营埔文化、卑南文化、大湖文化和麒麟文化等
。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比较复杂,与目前大陆考古学界不同,由于文化类型划分过细,反而导致共性因素突出不明显。另外,一味地依赖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因为数据本身的误差而迷茫。如对于卑南文化绝对年代的上限认识就存在不同的意见,如连照美坚持距今约5000年,而臧振华等史语所同仁则认为明显偏早。
虽然圆山文化已出现玉器,但是最具代表的是位于东海岸的卑南文化。1985年连照美曾例举了台湾地区出土玉器遗址19处;1998年陈仲玉收集了台湾地区遗址出现玉器的种类及文化共41处遗址;刘益昌认为“多于此数甚多,至少在百处以上”;前些年洪晓纯将收集的108处地点统一标注。尽管台湾玉器出土的重要地点另有如芝山岩、大马璘等等,然而诚如臧振华所言,卑南是“台湾史前时代玉器的重镇”。约至公元前后,台湾地区进入铁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十分兴盛的玉文化与玉工业却显然随着新石器时代的结束而中断了”

   
史前馆表示,这次挖掘除了发现史前建筑遗构之外,还有数十件石箭头、石锛、石针等石器及大量素面陶器破碎残片,考古队也发现4件玉器;包括过去卑南史前遗址考古发掘常见破碎的玉箭头、四突起玉耳饰、圆形玉耳饰各1件,以及1件完整的几字形玉耳饰。

一 卑南玉器的发现
台湾史前玉器的发掘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日本殖民时代“台北帝大”移川子之藏等在屏东境内日人称“垦丁寮”附近的发掘,编号A10和B13各出土了“铃形玉珠”和所谓的“垦丁型玉坠”。台湾考古研究的前辈和同行多认为台湾史前玉器的研究是以日本战败之前鹿野忠雄为肇始。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期,台湾大学人类学系黄士强在卑南大规模发掘之前洋洋万言对玦进行了系统研究,是东亚玦研究真正的先导者,在最为简短的“结语”中,他写到:“本文写作,承蒙宋文薰师多方指导、赐正,并提供若干有关资料,复蒙高去寻师审阅,在此敬向二师致至诚的谢意”,可见之后台湾考古师友对于卑南遗址的发掘及后来对于玉器的关注和学术敏感都不是偶然的。1980-88年由宋文薰和连照美负责带领的台大人类学系师生为主的考古队对于卑南遗址进行了十三次发掘(另1989-90年遗址公园范围内试掘一次),发掘面积近一万平方米。
卑南遗址位于台东卑南山的东南麓,“原以地表上具有高大、成排的板岩立石为主要特征,是日据时代最早被注意到的东部史前遗址”,曾在1929-1937年先后到卑南十次的日人鹿野忠雄存世的论著中主要是将此作为“巨石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但是关于玉器却未见报告
。1945年初日人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也仅是“选择遗址石柱系列中最大一根的附件,进行小范围的试掘”,虽未有玉器的注意,却在“也认为这是台湾东部‘巨石文化’的代表遗址之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测遗址主人可能是采用石板棺埋葬”(连照美,P71-72),后来在1980年发掘中得到了印证。1980-90年卑南的十三次发掘,其实都是台大考古队结合假期进行,尽管铺石地面、石板棺等均为硬遗迹发掘,但是堆积层次复杂,野外工作甚为艰辛。而且由于工程基建的问题,“怪手”就在考古队的边上,连照美题图为“学术考古发掘与挖土机工作中”,更甚至附照1980年台大首次发掘前,遗址遭受严重破坏而旁边竖立的“不具作用的政府公告板”。,还不断面临盗挖等严峻情形。不过辛苦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回报,卑南遗址的发掘也为台湾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
2001年,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在卑南落成 。
尽管目前已知台湾玉器发现地点不少,遗址文化属性也庞杂,但就玉器而言,濒临太平洋的台东卑南遗址无疑最具有代表性,卑南玉器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就是台湾史前玉器的研究(不过客观上评价,卑南目前的发掘报告还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而且颇有云里雾里之感),这不仅体现在用玉的数量、种类和规模,而且其他地点,哪怕暂时不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存所出土玉器,大致均可以作为比较,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关注或热心于玉器的交换体系、玉器的资源控制等课题研究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二 石板棺中的陪葬品——卑南玉器
卑南遗址除了玉器的鲜明特点之外,也被誉为台湾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其最大面积广达90公顷,包括铺石地面、直立板岩和砾石结构、小住屋、砌石圈以及陪葬或不陪葬玉器的石板棺墓葬等,是“台湾史前遗址中最具体的住居遗存”,卑南清理的石板棺据臧振华估计已仅两千座

卑南玉器主要出自墓葬——“石板棺”,石材取之于当地中央山脉的粘板岩。至于日常生活堆积或文化层中出土的主要是相当多数属于玉器制作过程中少量废弃的玉料,其中据称最大宗玉器废料的出土所在地在花莲平林,不过文化归属还多有讨论
。由于卑南聚落形式的构成是以板岩、砾石等石构所组成,在野外作中对于聚落形态的判读和考古最小单元的确认应该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卑南考古队一开始就意识到卑南的先民是将石板棺挖坑设置在他们的生活面之下,第11-13次发掘的最大收获还在于认清了建筑类型与墓葬间的关系,所谓的“小住屋”、“立石结构”、“铺石地面”等三类建筑类型之下皆分布有非常密集的石板棺墓葬(卑11-13,P37),可见硬遗迹的多层次堆积在地层把握和判读上实际上也并非易事。

  

……

  史前馆指出,几字形玉耳饰在岛内考古研究珍贵之处,在于它极为稀少,据现有考古文献,1980年迄今,卑南史前文物因台铁进行台东车站兴建工程而露头,岛内考古权威宋文熏与连照美两位台大人类学系教授受台东县政府委托,前后13次进行卑南史前文物抢救挖掘,打开过逾1千具石板棺,仅发现6件完整几字形玉耳饰及3件器形类似的玉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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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馆研究人员指出,若再加上这次挖掘出的玉耳饰,岛内出土的几字形玉耳饰数量只有10件,这与史前馆作为馆徽、曾在全台各地史前遗址出土的人兽形玉玦数量相当,均属稀有珍贵的史前文物。

原文发表在《岭南考古研究》

    卑南遗址挖掘历史

(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卑南遗址,位于台湾台东县卑南山东南端的山麓,是属于台湾东部新石器时代卑南文化的一个代表性遗址。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断,该遗址存在的年代大约是距今5300至2300年前,其中又以距今3500至2300年前最为兴盛。卑南遗址的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尺,是目前台湾所发现最大的史前聚落。此外,卑南遗址也出土了许多石板棺以及棺内精美的陪葬品,是环太平洋与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遗址。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学者鸟居龙藏来到台东卑南遗址,留下了最早的照片和记录。月形石柱的价值,在于它所代表的象征和意义,因为它正是卑南文化千年故事的起点。为卑南遗址留下最早纪录的是日治初期的人类学者鸟居龙藏。他曾为卑南遗址的地表石柱拍摄两帧照片,时间可能是在1896年左右。鹿野忠雄则是第一位将卑南遗址当作考古遗址加以研究的学者。在他于1930年发表的文章中叙述,有数不清的板岩石柱竖立于地表上。1945年,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首次对最大立石之周围进行试掘,始初步发现地下的陶器及住屋遗迹。

之后,虽然有不少台湾学者陆续前来卑南遗址进行调查,但都未曾做过发掘。1980年,南回铁路卑南新站(今台东站)开工,将地下沉睡数千年的遗构、遗物大量揭露,并造成严重破坏,而引起舆论及各方的高度关切。台东县政府遂委托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宋文熏、连照美两位教授,进行抢救考古。抢救考古工作共进行13梯次,前后长达9年,成果十分丰硕。无论是发掘面积、出土石棺及遗物数量皆是台湾考古史的空前纪录,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重现于世,令人惊艳。

遗址公园的诞生

  基于卑南遗址的重要性,宋文熏教授于1982年即建议就地兴建野外博物馆。1988年,卑南遗址被列为台湾一级古迹。1991年,台湾决定将遗址现地规划为卑南文化公园。2002年8月,位于卑南遗址附近台东市康乐车站的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首先开幕。4个月后,卑南文化公园游客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台湾第一个遗址公园诞生。

  整个卑南文化公园的规划理念,是将遗址视作一个苍穹博物馆。因此,该公园的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在园区内看到现场的考古发掘展示。

  文明探源:卑南文化

  卑南文化主要分布于台湾东部的海岸山脉和花东纵谷南段的河阶、海阶或山区的缓坡地。重要遗址除了卑南遗址之外,还包括扫叭、富山、渔场、渔场南、东河Ⅰ、东河Ⅲ等其它地方。在这些遗址都出土了大量镰刀、石刀等农具,而且器型也有大型化的趋势,可见农耕更形发展、也更重要了。至于海岸地区的遗址则出土丰富的网坠、尖器等渔业用具,又显示对海洋资源的依赖。

 狩猎与农耕是卑南文化人的主要生业。他们在山林间猎野猪,在丘陵、平原捕梅花鹿。种植的谷物有旱稻、小米,以“山田烧垦”方式开辟田地。出土的农耕工具相当多,有垦地伐木的石锄、石斧,收割的石刀、石鎌,舂榖的石杵等。狩猎的主要工具则有石矛、石镞等。聚落虽然濒临卑南大溪,但村民并不擅长捕渔,鱼类只是辅助的食物。

  长期定居促使族人发展出各类工艺技术。除了农具、猎具等石器外,陶器是日常生活最普遍的用具之一,主要用来盛水、储物及烹煮。陶器通常是手制,偶而使用转盘整修技术,以露天方式烧成,火侯较低。外表以橙色素面为主,少有纹饰。主要器形有罐、钵、小口瓶等容器,以及陶纺轮、陶槌、陶勺、陶匙等工具,也有少许装饰品如陶珠、陶环,随葬品如陶偶等。

精致的玉器最能显现族人审美观与工艺技术能力。包括玉与似玉材质制成的头饰、耳饰、颈饰、胸饰、腕饰、臂饰,以及一些非实用性的武器、工具,式样繁多,风格别具。造形上,以玦形耳饰最富于变化。其中人兽形玦造形可作为代表,已被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选为该馆的馆徽。这些玉器多为族人平常的装饰品,人过世后则当作随葬品长埋地底。从这些玉器的精细程度来判断,很可能已经有人专门从事玉石饰品制作,并以玉制器物来交易。

    卑南文化是谁的祖先

   
一般人可能会误解,以为既然称作卑南文化,那自然是现在卑南族的祖先。其实考古学上的某某文化,通常其命名都取自该文化代表性遗址所在地的地名。卑南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卑南遗址,而卑南遗址位于日据时代原称为卑南社的台东市南王里,所以称为卑南文化,跟原住民卑南族倒没有必然的关系。

  
卑南文化的晚期有两个演化方向:一是往山区移民,适应山地生活方式,成为后来排湾族或排湾群(包括排湾族、卑南族、鲁凯族)的祖先。理由是卑南文化人和排湾族都住石板屋、葬在石板棺,都有拔牙的习俗。其次,排湾、鲁凯两族旧社出土的陶器器形和卑南文化晚期非常接近。

    台湾卑南文化:从四川广元走来?

www.999102.com,   ——一套玉玦打开川台文缘

   
“玉疯子”孟宪清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丝毫没迟疑,买下了那套玉玦。事后,他说这是一种缘。

  去年汶川地震后,在北京工作、老家遭灾的小梁,准备回家探亲。古玉收藏家、鉴定家孟宪清,决定陪同他的这位助手,前往四川看看。那趟川北之行,竟让他与一套玉玦结缘。他更没想到,那套玉玦还牵出四川与台湾的一段文化渊源。

  玦,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饰品,常为环形,有一缺口。古人主要用作耳饰和佩饰。古玩店里的这套玦,共15件,分环形、方形、单人单兽形、多孔兽形、龙头形等多种形制。

  广元玦酷似卑南玦

  卑南文化,因发现于台湾台东县,卑南乡南王庄北侧而得名,距今约3000年,其发现地现建有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专家指出,卑南文化与中国南海诸地文化相近,如浙江良渚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及江苏青莲岗文化等。台湾著名考古学家宋文薰教授认为,台湾史前时代玦形耳饰(玉玦)的形制,比起中国大陆的玦要繁杂得多。

  拿回北京,与书上的卑南玉玦对比。孟宪清发现,两套玉玦粗看形制上极为相似,但玉质不同,卑南文化玉玦为花莲玉,广元玉玦为广元的一种地方玉。摆在一起,广元玉玦明显显得拙朴、原始,卑南那套则显得精致、细腻。以单人单兽形玦为例,卑南那件,两条兽腿中部膝盖处各有一道刻沟,广元那件则无。再看多孔兽形玉玦,卑南与广元的,均为1大8小9孔,而卑南的更为精美,其玉孔整体比广元的偏大。

  卑南那套玉玦中,还存在双人兽形玉玦,广元那套则无。“一是可能遗失,二是可能尚未精美到那种程度。”广元那套玉玦中,有一件龙头形玦,卑南那套则无。

  “广元玉玦发现于大陆,其形制同样繁杂。它与卑南玉玦的相似还说明,卑南文化不仅与南海诸地文化相近,还与四川元坝文化存有一定渊源。”

  卑南文化源于四川广元?

  “根据‘远拙近巧’的常识,四川广元玉玦,要早于卑南玉玦。”孟宪清心里搁了一个问号:一般认为,台湾文化囿于闽南文化圈。而四川广元、台湾台东相距千里,为啥会出现两套相似程度如此之高的玉玦?

  “广元、台东最近一次联系,是因为‘8·8风灾’。”小梁说,台湾“8·8风灾”期间,台东县受灾最为严重,四川广元百姓为台湾捐款捐物。而就在去年,震后的广元市,受到了台湾同胞的捐助。

  广元玉玦的发现,则牵出了“至少3000多年前”,四川广元与台湾台东即有联系。孟宪清分析说,是否存有这种可能:

  “距今3000多年,中原为商朝后期。当时中原逐鹿,不满商王统治,很多方国举旗倒戈。彼时广元元坝是否恰好存在一个方国,后因战乱而举族东迁了呢?因文化差异及地盘争夺等因,一直迁到了宝岛台湾,从而影响了当地文化呢?”

  “与一些行家切磋讨论后,他们认为存有这种可能。但需要进一步考古论证。”孟宪清说。

  虽钟爱古玉,但鉴于广元玉玦的文化价值,孟宪清有意将这套珍贵的文物捐献给国家。

  两岸文缘深且广

  宝岛台湾,与大陆各省存有极为深远的文化渊源。

  为人熟知的是,闽台之间有五缘,即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其中文缘深,以妈祖信俗为代表。在台湾,超过80%的民众信仰妈祖。每年,大量台湾信众前往妈祖的“娘家”——福建湄洲岛敬拜妈祖。不久前,妈祖信俗申遗成功,这让两岸同胞激动不已。

  鲁台之间文化交流,主要在书画等艺术领域。今年9月底,“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山东高唐县,成立了鲁台书画艺术交流基地。诞生于高唐县三十里铺镇孙庄村的孙大石,1949年到台湾不久,便成当地画坛“鬼才”。1982年,孙大石叶落归根回到故里。此后,鲁台之间便有大量书画交往。

  北京与台湾的文化交流,近期靠“雍正老头”打开新的局面。两岸故宫于10月7日联合举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246件展出文物中,37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相隔一甲子之后,分藏于两岸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初次聚首。

  秦始皇一定不曾想到,他当年命人打造的兵马俑,而今成了陕台文化交流的形象代言。2000年,第一批兵马俑辗转来到台湾,宝岛同胞纷纷争睹它们泥青色的古朴风采、千年不变的宁静眼神。新疆发现的“楼兰美女”也于去年成为台湾观众的朋友,增进台湾民众对新疆文物的了解,受欢迎程度不低于兵马俑。

  而今,因多了一套玉玦,以大熊猫知名的四川,与台湾在文化渊源上又拉近了一步。早有论述认为,两岸交流,文化是根基,亦是开路先锋。相信,大陆其他省份与台湾之间的文缘,会因着一件件文物的出土,渐渐为人获悉。
( 陈振凯)

华夏经纬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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